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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贾平凹研究》创刊
第 一 期 目 录
附：王德威：贾平凹的文学世界
王德威，哈佛大学东亚系。
贾平凹的文学世界
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。他的作品多以故乡陕南农村或现在定居的西安为背景，充满浓厚地缘色彩。20 世纪 80 年代的“商州系列”及《浮躁》等作让他跻身寻根作家行列；90 年代一部《废都》写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百态，以色情始，以空无终，引起绝大争议。贾平凹在毁誉交加中再度出发，从《高老庄》《白夜》《怀念狼》到《秦腔》《带灯》等作，部部饶富新意。但不变的是他对家乡历经巨变的关怀，以及对现实和现实主义边缘现象——从俚俗风物到神鬼休咎——的探索。近年贾平凹将注意力转至家乡风土人物的宏观纪事，《古炉》《老生》，尤其是《山本》，都显现出他经营地方历史的野心。
一
1972 年，十九岁的贾平凹初次来到西安。这座古城虽远不及沿海都市繁华，但对年轻的贾平凹而言，即使是城里人雨天所撑的各色雨伞都令他惊艳，何况满城的古迹文物。贾平凹出身陕西南部丹凤县棣花乡，这里是先秦商州故地，山水虽美，但地形闭塞，始终维持传统农作形式。贾平凹的父亲任中学教师，是地方上的知识分子，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，谁不上山下地？因此，贾平凹始终认为“我是农民”。
这位来到西安城的“农民”身量瘦小，张口一嘴乡音，并不能习惯城里的生活。但就像 20 世纪由湘西到北京的“乡下人”沈从文一样，贾平凹终将以一篇篇书写故乡的作品，建立起他在城里的地位。这又是一则乡土作家的典型故事了：因为离乡背井，作家反而能超越在地经验，将家乡的一切幻化成有悲有喜的文字，一遣自己和（城市）读者“想象的乡愁”。1983 年，贾平凹以《商州初录》系列小说带来创作事业的突破。他运用散文形式串联商州人事风景，轻描淡写，却寄托无限深情。往后数年，他又以传统话本风格叙述乡野传奇，诸如《人极》《白朗》《五魁》等，务以绚丽奇诡为能事。这正是寻根文学的年代，贾平凹自然顺势成为西北乡土的代言人。1987 年推出的首部长篇《商州》，算是他这段时期创作心得的总结。批评家孙郁曾指出，早期的贾平凹颇得汪曾祺的赏识。汪认为这位年轻的陕西作家写小说犹如写散文，还原了数十年来乡土叙事被压抑的梦魂与心影，“充满灵气”。汪对贾的期许其实投射了自己文字的况味，他是在为自己找知音。至于日后贾平凹作品的鬼气缭绕且荤腥不忌，汪曾祺是否还能欣赏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此时的贾平凹尚未能树立个人特色，他的叙事一方面有沈从文、废名等的抒情视野，一方面也承袭了陕西前辈作家如柳青等的民间讲唱风格。他对变迁中的城乡关系念兹在兹，以致不乏说教气息。贾平凹的蜕变始于 1993 年的《废都》。来到西安二十年了，作家要用什么样的文字打造这座城市的身世？就在创作《废都》的同时，贾平凹写下了散文《西安这座城》。西安位处关中平原，八水环绕，曾是十三个王朝的帝都。相对于汉唐盛世，贾平凹笔下的西安只能成为废都。即使如此，这座城市仍魅力无穷，不只可见各代文物遗址，也可见饶有古风的日常生活。西安人质朴大方，悲喜分明，活脱是来自秦砖汉瓦的造像，甚至一草一木也都有它的看头。西安城宜古宜今，“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”①。然而怀着这样的西安印象，贾平凹写出的《废都》却让读者吃惊。小说里的西京固然曾是块风水宝地，却因时移事往，早已成为五方杂处、充斥着怪力乱神的所在。在这座灰暗郁闷的废都里，杨贵妃坟上的土滋长出花妖，青天白日里出现四个太阳。异象蔓延，西京人却见怪不怪，一群好色男女正陷在无穷尽的迷魂阵中。故事主人翁庄之蝶是西京文化名人，周旋于五个女人间，又卷入数桩没头没脑的官司。他的堕落不知伊于胡底，最后身败名裂，逃离西京时昏死在火车站。其时“古都文化节”正在展开。庄之蝶的风流情史只是《废都》的主干，由此延伸的所谓西京四大名人，还有庄的妻子、情妇等各自发展出的故事支线，着实可观。《金瓶梅》的影响在在可见，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的印记也不难发现。这本小说引起空前震撼的主因是它的色情描写，对一个标榜禁欲无欲的社会可谓甘冒不韪之举。果然《废都》一出，读者趋之若鹜，学界及官方则必挞之伐之禁之而后快。两种歇斯底里的反应，撞击出超过一千万册（正版加盗版）的印量，适足以显示一种“欲望”消费与压抑的两端，以及欲望流窜、炒作、变形的必然。贾平凹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引领了中国版“世纪末颓废”风潮。我们必须再思“废都”的废。贾平凹自谓西安今非昔比，失去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位置，沉浸在“历史的古意，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，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”，“由此产生一种自卑性的自尊，一种无奈性的放达和一种尴尬性的焦虑”②。据此就《废都》民族的、文化的、性别意义的讨论，已经多有所见。多年以前贾平凹分析自己的性格为“黏液质＋抑郁质”。因为性格和环境使然，他每每自惭形秽，退缩到封闭的世界，久而久之，发展了一套独特的人生哲学。这套哲学大概就是“废”学的根底。贾平凹的“废”指的是百无一用的废，绝圣弃智的废，自暴自弃的废，也是踵事增华的废。以无用对有用，贾平凹在千夫所指之下，仍然坚称《废都》是本“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”的书，可见用心之深。二
90 年代中期以后，贾平凹的创作方向逐渐撤离城市，转而重新投注乡村。《土门》里的仁厚村原位于西安郊外，在一片发展声中一步步被并入市区，村民的顽抗终归徒劳一场。《高老庄》里学者子路携妻子西夏回乡探亲，目睹庄内人事蜕变却一筹莫展，最后退回了城市。《土门》的寓意过于明白，不能算是佳作。《高老庄》则似重写当年鲁迅的“故乡”情结，借知识分子的返乡之旅，点出时移事往，城与乡、知识分子和农民间无从沟通的悲哀。不同的是，世纪末的中国农村已经有了巨变。尤其是在乡镇企业推波助澜下，人人努力除贫致富，以往祥林嫂般的人物不复可见，返乡的知识分子徒增自作多情的尴尬。千禧年之交，贾平凹复返早期所热衷描写的商州山水间，写出了一则动物传奇──《怀念狼》。商州地界自古野狼肆虐，时至今日狼却已成为稀有动物。故事中的主人翁由西京回到商州，为的是拍摄仅存的十五头狼。为他担任向导的是久失联络的舅父──商州当年最著名的猎狼人。狼群不再，猎人已老，回顾那些人狼大战的日子，那些狼变人、人变狼的传说，一种诡秘的乡愁竟油然生起。猎人的新任务是保护狼，而不是猎杀狼。但当狼踪再现，猎人能按得下心头杀机么？《怀念狼》一开始就见证了人与狼间的暧昧关系。人狼对峙为敌，其实暗里形成一种微妙共存关系。当狼群被猎杀殆尽，曾经饱受狼患的人无狼可惧，无狼可杀，居然开始萎靡不振起来。文明与野蛮，人性与暴力必须相辅相成，贾平凹的观点与时下环保主义那套厚生爱物的说法颇有不同。而他最终要讲的是个文明（不得不）堕落的寓言。小说中的摄影师可能是贾平凹的自况。他久居西京，百无聊赖，心身健康每况愈下。一趟寻狼之旅，揭露了商州山野多少不足为外人所道的风俗、异象、怪谈，恰与西京的一切成对比。然而尽管故事中段寻狼、猎狼的过程惊险刺激，我们的角色最后还是回到原点。坠落成为宿命，恰如小说中一再提及的大熊猫沦为生殖力退化的保护动物。我们于是来到《秦腔》。这本小说写商州村镇清风街半个世纪的故事，以村中夏、白两家的恩怨为经，共和国的政经变迁为纬，贯穿其间的则是秦腔由流行到衰亡的过程。贾平凹在此书后记点明清风街的原型就是自己的故乡棣花村。离乡三十多年了，棣花村固然令他魂牵梦萦，但这个村落的急速变化也带给他最大的感伤。在心目中的故乡完全毁灭之前，贾平凹“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”③——预为墓志铭。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。对贾平凹而言，秦腔是西北民间生活的核心。它的本嗓唱腔激烈昂扬，毫无保留地吐露七情六欲，而它七百多种剧目演尽忠孝节义，形成庞大的草根知识宝库。更重要的，秦腔人人得而歌之演之，并融入日常行为模式中，剧场和生活所形成的紧密互动构成了文化和礼仪的基型，也成为世路人情的参照。然而在新世纪里秦腔面临空前的危机。小说中秦腔的消失当然可以以城乡关系转变、生产消费模式更替等原因解释，但贾平凹还有别的寄托。如果这种声腔来自八百里秦川的尘土飞扬，来自三千万人民的嘶吼传唱，它就不是简单的音乐。用贾平凹的话来说，“五里一村，十里一镇……秦腔互相交织，冲撞，这秦腔原来是秦川天籁、地籁、人籁的共鸣啊！于此，你……不深深地懂得秦腔为什么形成和存在而占却时间、空间的位置吗？”④秦腔的没落于是成为人心惟危、时空逆转的象征，是一种异象。
正因为秦腔所象征的声音感应能力已经超出现实主义的诠释规格，它引领我们重新思考贾平凹小说的神秘主义倾向。80 年代末期以来，贾平凹对现实以外世界的兴趣与日俱增，《废都》里从会说话的乳牛到《邵子神数》的传说，《白夜》死而复生的再生人，《高老庄》里神秘的白云湫，有预言能力的幼童等都是例证，更不要说《怀念狼》这样的作品。贾平凹的风格曾引来两极评价，好之者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版本，恶之者则认为偏离社会主义的正途远矣。
贾平凹的世界灵异漫漶，鬼神出没，与其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接班人，不如说他是古中国那套宇宙符号系统的诠释者。究其极，秦腔最实在的部分安顿了现实人生，最神秘的部分打通了原始的欲望和想象。能够参透这虚实相生的“象”的人物不是常人，而可能是疯子、痴人、废物。但这互动现在有了杂音。如贾平凹所言，“现在‘气’散了”⑤。以现实主义观点视之，《秦腔》末了山崩地裂的安排也许过于巧合，但在贾平凹所理解的符号系统里，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而小说中会卜卦的星爷已经预言清风街十二年后有狼──人道文明全面溃退的必然。这就引领我们回到前述《怀念狼》的世界了。
三
贾平凹近年的作品有了返璞归真的气息。陕南依然是作品的底色，但他更有意将风土人物纳入山川草木的循环，从中思索历史起伏的意义——或意义的虚妄。这些作品大约可以名之为“秦岭系列”。如果秦腔被贾平凹视为陕西平民文化的本体，长达一千六百公里的秦岭山脉则是千古自然与政治地理分野。秦岭见证千百年兵燹扰攘，也包容种种生灵的歌哭起灭。贾平凹 80 年代曾有“商州系列”述写人事风貌，唯笔力尚不足以驾驭更复杂的时空动荡。而在“秦岭系列”中，他展现了独树一格的地方修史意图。
在《古炉》中，贾平凹将焦点投注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小说里的古炉指的是陕南一处偏远的山村，这个村庄千百年前曾是北方瓷窑重镇之一，到了现代却一蹶不振。僻陋的地理，浇薄的民风，凋敝的产业让古炉村成为不折不扣的穷乡僻壤。然而“文革”爆发，像古炉村这样落后的地方也跟上形势，发生如火如荼的斗争。村子里狂热分子、无赖帮闲、干部学生共同煽动出一场又一场的运动，但暴力的真正核心来自村中两姓人家的宿仇。前进意识形态、传统宗亲信仰，还有个人恩怨嗔痴纠结一起，终于酿成一场血腥屠杀。
但《古炉》的重点毕竟不在写出“文革”期间的腥风血雨，也未必在敷衍什么中国寓言。细读全书，贾平凹用了更多气力描述村里老老少少在非常岁月里，依然得穿衣吃饭，好把日子过下去。他以细腻得近乎零碎的笔法为每个人家做起居注，就像是自然主义式的白描。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也被纳入这混沌的生活中，被诡异地“家常化”了。
贾平凹要探问的是，在不正常的时代里，我们又如何看待日常生活。这里所隐伏的道德暧昧性，还有一触即发的政治凶险，让“日常”变得复杂无比。我们因此更可以寻思：“文革”中古炉村的村民见怪不怪，到底是坚韧的“民间”底气使然，还是民族劣根性作祟？是逆来顺受，还是哀莫大于心死？
《古炉》描写的历史情境如此错乱混杂，所用的语言却一清如水，甚至有了抒情气息。我在他处已经指出贾平凹对抒情叙事的频频致意，以及他与作家如汪曾祺等的对话。在《带灯》里他的尝试有了更多新意。主人翁村镇干部带灯风姿绰约，怀抱理想，但她所担任的职务却极吃力不讨好。农村问题千头万绪，带灯既不愿意伤害农民，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，久而久之，心力交瘁， 难以为继。
《带灯》的情节不如《秦腔》《古炉》那样复杂。但贾平凹刻意打断情节的连贯性，代之以笔记、编年的白描，长短不拘，起讫自如，因此展现了散文诗般的韵律。贾平凹在后记里提道：
到了这般年纪，心性变了，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，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，委婉和华丽，但它沉而不靡，厚而简约，用意直白，下笔肯定，以真准震撼，以尖锐敲击。
我以为这样以形式来驾驭素材、人物的做法，甚至以形式来投射一种伦理的诉求，以及本体论式的人生观照——沉而不靡，厚而简约——是《带灯》真正用心所在。这也是贾平凹抒情叙事学的终极追求。换句话说，尽管现实混沌无明，贾平凹也立志以他的叙事方法来赋予其秩序，灌注感情。就像他笔下的带灯为樱镇示范一种清新不俗的生活方式一样，贾平凹在文本操作的层次上也在寻求一种“用意直白，下笔肯定”的书写形式。
到了《老生》和《山本》，贾平凹为地方修史的心意更为明显。《老生》以一位唱阴歌的老艺人的视角，记录了陕西南部一个小村庄百年间暴力与创伤的轮回故事。贾平凹借鉴《山海经》叙事形式，一座山一座山、一条水一条水，写各方山水，草木鸟兽，以及夹处其间的人间活动。四条故事相互穿插，形成虚实阴阳对话。“老生”长谈，却仿佛亘古天问。《山本》讲述军阀混战时代，秦岭山麓乡镇力求自保，“城头变换大王旗”，终不免陷入毁灭的悲剧。时代如此纷乱，人人身不由己，在命运的摆布下，生灵涂炭，与草木同朽。
贾平凹在《老生》后记中自述：“在灰腾腾的烟雾里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，时代风云激荡，社会几经转型，战争、动乱、灾荒、革命、运动、改革，为了活得温饱，活得安生，活出人样，我的爷爷做了什么，我的父亲做了什么，故乡人都做了什么，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，哪些是荣光体面，哪些是龌龊罪过？”⑥他放宽历史世界，写苍生有如浮游群落，与此同时，更将秦岭视为他叙事无所不在的“角色”。天地不仁，但天地又何其可亲可感；暴力既带来无以复加的伤害，却也像是地久天长的生存律动。这是“山本”之为他心中丘壑的真谛了。
早在写作《废都》的阶段，贾平凹已经自觉地经营他所谓的“团块”叙事结构。这一结构基本来自传统说部的白描手法，但在叙事的线索上更为夹缠反复。它也让我们联想到 19 世纪自然主义小说致力的那种比写实更写实的风格。但贾平凹说得好，他不再依循西方现实主义“焦点透视”的指令，而是要打乱知觉的、心理的、想象的焦点界线，在文字平面上形成重叠拖沓的效果──也是生活的本色。如此，像观点统一、主题精谨、情节完整等小说“经济”要项都被推翻了。
历史就在这样“囫囵囵”的状态下体现它的现代意义。《废都》颓唐自溺，《秦腔》呜咽喑哑，《带灯》空虚怅惘，《老生》鬼影幢幢。一个从陕南乡村来的作家经历了自己生命的波折幻灭，回归“山本”，才多少体会秦岭莽莽苍苍，万物起灭，早已蕴藏神秘启示。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，但就算是再悲凉的感悟，恐怕也要被历史喧哗、自然沉寂迅速湮没。贾平凹小说多半预设了一个相当悲观的结局，不只是对小说内容，也是对小说形式的质疑。在这一意义上，贾平凹的叙事美学让我们想到写作《长河》时期的沈从文。
贾平凹对《易经》一类知识的研究众所周知，更常在散文中表露他对自然奥秘的好奇。他的笔名“平凹”两字暗含的图腾意义已经很有文章。对贾而言，山川地理，鸢飞鱼跃，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饮一啄，似乎隐隐都有定数。当他援引《易经》的卦和象来阐述小说创作，也就有脉络可循。贾平凹认为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过程，一旦启动，就产生了气功所谓的“场”。“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有意义的……这样一切都成了符号。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，才能变成象。”⑦
从《废都》到《山本》，贾平凹对中国城乡的蜕变有动人观察，但是只有当他将自身的“黏液质＋抑郁质”扩展成为文明乃至天地的共相，黏黏糊糊，他才形成了自己的“场”。唯其有对现实现世的多思多虑，他乃有转投幽冥、一窥休咎的欲望。而结果的废然而退，似乎是必然下场：《废都》如是，《白夜》《怀念狼》如是，《秦腔》《带灯》《山本》亦如是。有意无意间，他的小说投射的一种精神面貌，谓之虚无，谓之忧郁，都有道理。然而物伤其类，作为贾平凹的读者，我们能不心有戚戚焉？
我们不禁想起沈从文曾如是说：“自然既极博大，也极残忍，战胜一切，孕育众生。蝼蚁蚍蜉，伟人巨匠，一样在它怀抱中，和光同尘。”⑧沈从文是以自己切身的经验，应和前人的叹息。也是在这一理解上，沈经营他的抒情叙事，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，本身因死亡毫无意义时，唯有工艺器物——还有文字——所投射的图景使生命之光，“煜煜照人，如烛如金”⑨。
贾平凹的风格也许不像沈从文，但他对文字的投入，还有他书法绘画、文物收藏的爱好，在在显示他对“符号”的演练，对“象”的追求，早已超出一般现实主义的范式。他私淑大师，必定怀有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的抱负吧。从商州到西安再回到秦岭，贾平凹笔力遒劲，寄托深远，不愧为当代三秦书写第一人。
注释：
① 王永生编：《贾平凹文集》第12卷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83页。
② 贾平凹：《访谈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，第74页。
③ 贾平凹：《秦腔》，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63页。
④ 王永生编：《贾平凹文集》第11卷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17页。
⑤ 贾平凹：《访谈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，第241页。
⑥ 贾平凹：《老生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291页。
⑦ 贾平凹：《访谈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，第51—52页。
⑧ 沈从文：《中国人的病》，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56页。
⑨ 沈从文：《中国人的病》，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56页。
来源：贾平凹文学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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